杭间：要警惕公共艺术的“当代艺术化”
2020年新年伊始，《打边炉》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专题——“公共艺术十人谈”。我们将持续邀请活跃在中国公共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，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，以期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，通过梳理、总结和反思，呈现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语义指向及其发展的问题所在。
此次专题的策划背景是源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举办，由展览延伸出的对公共艺术背后社会利益主体多样性的话题讨论，非常值得进一步深探和讨论。
为此，《打边炉》在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、汕头大学及南方公共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下，借“中国公共艺术三十年”论坛契机，与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、艺术设计理论专家杭间教授进行了一次谈话，本文由谈话内容整理编辑而成，发布前依照惯例，经过受访人的审校。
受访：杭间
采访及编辑：黄紫枫
ARTDBL：在“中国公共艺术三十年”论坛上，你提到公共艺术在中国发展的这三四十年来，并不只是艺术形式的变化，而是形成了一种艺术的运动。我想，“运动”这一词的提出，说明这个过程必然是社会性的，甚至可能它还带有一定的破坏性，形成了对过去经验的某种摧毁，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公共艺术“运动“的？
杭间：一群人，有共同的理念，有追求的主张，有口号，有实践，并产生持续的影响，这都是一个运动重要的特征。公共艺术，它跟画室里的艺术、设计的商品、或者是一个相对静态的雕塑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主张的。这当中有的是为了干预社会，有的是为了建构某种社会价值，即便是为了城市环境空间的美化，公共艺术的发生都来自一个群体的整体想法和追求。
中国古代基本上没什么公共的议事空间，所以当公共艺术进入中国的时候，它背后附加的自由性、交互性和参与性，对这些公共价值的认同，是有所欠缺的。而近年来中国公共艺术发展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对民主价值的唤起，无论是乡村建设、旧城改造、环境建构，还是以雕塑为主的城市美化，虽然它们各自的介入角度不同，但都是以实现民主价值的公共理念在支撑。
自七十年代末开始，中国参与公共艺术的队伍越来越庞大，各自与依托城市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，从北到南，央美、清华美院为中心和北京、上海美院和上海、国美和杭州、川美和重庆、甚至是雕塑院和深圳、汕头大学和汕头，都在公共艺术实践的行进中，构成了一种艺术家群体与社会改造之间的运动的关系。
ARTDBL：或许价值理念提出、传递的另一面是对制度建设保障的需求，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现状中，去理解制度建设对公共艺术“运动”的作用？
杭间：到目前为止，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，政府职能还是将公共艺术的功能性目标放在了第一位。比如说城市化，那就要建立街区、住房、教育空间，解决城市生活的基本形态；说到乡村建设，政策是尽可能地推动乡村向城市转型，这个过程的本质也是功能性的，因为政府需要安置乡村人口、改变城中村形态的中间衔接、要推动农产品的原始加工向现代化生产发展……所以目前中国政府针对公共艺术法律政策的立项和推行，确实是比较薄弱的。
但全球化的背景下，我们的艺术家和全世界公共艺术的前沿是站在一起的，他们能够从世界范围内获得资讯，也能意识到公共艺术的前瞻性问题，这里就跟政府之间产生了一种时间差和矛盾的关系。我想，艺术家超前性的创作和发展是还是非常有价值的，艺术家不跑在前面，难道还让政府跑在艺术家前面吗？艺术家这种超前的公共艺术行为，会逐步影响政府改进公共艺术的资金投入、管理、乃至立法，不要急，慢慢来总是会变好的。
ARTDBL：另外，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，现在公共艺术很大程度上被商品消费和娱乐性所挟持，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公共艺术，可能跟你前面说“运动”背景下的那种价值承载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局面，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商品消费环节当中出现的公共艺术的呢？
杭间：我对公共艺术的商业形态很敏感，因为他们的目标完全不一样。有的商人希望通过政府立法让规定公共艺术在社区当中所占的比例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接活，按照百分比批量化生产。如果我们所说的“公共艺术”是这么一种低水平的、可复制生产的商业化形态，那就不是艺术了，而且相当可怕。
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征兆，比如某个街道居委会为了完成任务，就在街角放一个特别可笑的、比例尺寸都不对的城市雕塑；或者某个开发商为新开发的楼盘生造出一个“噱头”概念，然后出现了一个巨型的人工景观，初时不觉，一段时间后就变成无法拆除的恶劣东西。这些商业化的产物，是非常需要警惕的。公共艺术要实现，无疑不能离开资本，但是资本的力量，一旦它比公共艺术从业者更强势，真的会颠覆我们所有人对公共艺术的劳动和追求。
ARTDBL：公共艺术和资本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也体现在了公共艺术的组织上，往往需要由政府、或是大型的商业资本，组织艺术家有针对性地在某一个特定场所进行创作，似乎很少是靠艺术家的独立意志完成的。
杭间：我想对于公共艺术来说，首先要考虑的是用户——其所要落成区域的名义利益集团，他们对这个区域公共艺术作品的展望；另一个方面是政府的指导，也许是政府出资金，也许是政府出让部分权力，比如说对土地使用权的批准，但这仅是指导的作用，不能将其视为权力的仲裁机关，权力的仲裁应该交由艺术家参与；这当中如果基金会或是商业机构能够参与进来，在资金、用户和艺术家之间充分沟通商讨下实现的公共艺术，这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。
ARTDBL：谈到公共艺术和用户的多方商榷，你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群的馆长，同样需要非常直接地面对公众的“用户”需求，这两者的价值取向上根本的差异在哪里？
杭间：博物馆、美术馆是有门的，你可以选择进去，也可以选择不进去，但是公共艺术不一样，公共艺术有主张、有功能，也必须要有一个场所／场域。场域是一个“人”的空间，主观意识是否会对场域当中的人构成审美、精神上的侵犯或是愉悦，这都是在公共艺术独特的功能下所必须要考虑的。公共价值的真正实现，是公共艺术的精髓，这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标准，任何不经过协商而植入公共空间的“伟大艺术品”，都是有问题的。
ARTDBL：但即便如此，在公共艺术实际落地社区时，似乎很多时候像是外来之物的存在，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公共艺术在具体场域中的异质性的？
杭间：我曾经看到过非常多国内外公共艺术的案例，当然会有一部分能让人脑洞大开，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启发，但我还是觉得那些所谓的公共艺术，都是偏向“当代艺术”的。因此我们要警惕公共艺术的“当代艺术化”。这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，当代艺术可以是艺术家为自己的作品负责，而公共艺术还是要为他人负责。此外，艺术有可能超越时代，公共艺术却必须要服务于当下。
现在很多的公共艺术，艺术家发泄一下，用很多材料，也费了很多工时，但它又不是永久性的展出，过一段时间就撤掉了。对于实现公共艺术部分的传播功能来说，这种做法或许是成立的，但是如果要真正进入社区，还是必须要跟社区的空间权利拥有者之间达成沟通和协商。
ARTDBL：说到公共艺术的当代艺术化，我在想，公共艺术的推行和社区究竟能否很好地接纳吸收这样的艺术，完全是两个方向的问题，因为拥有决策权力的人往往和真正的“用户”之间是一种割裂的关系，这就会造成某些公共环境被公共艺术过度包装的乱象。
杭间：所以说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很重要，这不仅是针对公共艺术，对于设计、我们人类的未来生活来说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都非常重要。
虽然我把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称为“运动”，这两个字也是要加引号的。“运动”只是对这三四十年来公共艺术特征的描述，但公共艺术究竟该不该成为一个“运动”，这后面仍然要打个问号。公共艺术从来就不应该成为一场“运动”，反而是要像“润物细无声”式的寻常化渗透。
从公共艺术的角度来说，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让公共艺术进入寻常空间，不要动不动就由艺术家搞一场事件性的艺术行动。若是要真正改善小区空间，开发商也好，外来的艺术家制造的全新景观也好，都比不上社区业主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对空间功能分配提出的意见。一个社区如何更适应人的生活，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最了解，所以这种建设应该是由内而外形成的结构关系。
《打边炉》相关文章
北川富朗：好的公共艺术，应该激发地方自豪感
公共艺术在中国到底有多火？
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，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，违者必究。转载、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：info@artdbl.com，微信：dabinlou2018，电话：0755-86549157。